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指出：“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毛泽东称赞过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个人对“用干部”的总结，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才使他成为知人善任的能手。
第一,要有识人之智。“识人之智”，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乱治交织，人才的标准也与古代大为不同。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诗句，来说明识人之难。
他看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眼光。 毛泽东重“才”更重“德”，尤其强调“德才兼备”。德，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不同时代赋予德的内容不尽相同。在毛泽东看来，“德”是统帅，是灵魂，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的。
毛泽东也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比如，他根据多年来对罗荣桓的观察，作出判断：“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于是就让罗荣桓当了红四军政委，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毛泽东曾提出六条“贤才”的标准，即“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不难发现，其中，只有一条是“才”，其余都属于“德”的范畴，就是说，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为主。
作为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就要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作为检验和考察干部的主战场，作为识别和使用干部的主阵地；识别和评价干部的政绩，要做到全面、客观、真实、科学，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只有全面识别干部、动态识别干部、科学识别干部，我们党才能造就今天大批有理想、有才干、有能力的高素质精英，才能夺取明天改革发展稳定的更大成就。
第二，要有用人之术。美国企业家查雪尔曾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
毛泽东“用干部”就非常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按实情决定”等语句，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曾三赋粟裕指挥决断权，称"不要请示"，最终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而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据说当年在国民党军将领之中曾流传一个段子，那就是，"没有老头子的命令，前线的一个师长不敢调动门口的哨兵"。段子固然可笑，但蒋介石的这个指挥风格也被彰显无遗。有关蒋介石"越俎代庖"的实例，几乎信手拈来！淞沪会战期间，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原本归自己指挥的18军找不见了。一番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被"蒋先生"调走了，而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
辽沈战役中与东北卫戍司令卫立煌意见相左，硬性指挥沈阳的廖耀湘兵团西进解锦州之围，结果导致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12万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其中包括去过缅甸战场的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廖耀湘兵团的灭亡直接导致了沈阳的解放，东北国军几乎全军覆没。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命令西撤中的杜聿明30万人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结果导致杜聿明大军被包围，冰天雪地20多天后17万人被俘，黄维兵团亦被全歼，如果没有蒋的瞎指挥，估计还能跑出去几个兵团，淮海战役结束。
蒋介石虽然为军事科班出身，其属下也战将云集，但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他却总是疑心重重，不善于“授权”，反而横加干预，这不能不说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朝的陈子昂曾提出“用人四忌”，即“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这“四忌”的两个相反的典型。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如果对第一线的将领规定过死，势必束缚他的手脚，不敢负责，造成贻误战机。
第三，要有容人之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俗话说，有多大肚量，成就多大事业。毛泽东能够使中国“旧貌换新颜”，与他非凡的“容人之量”不无关系。用干部，毛泽东不主张求全责备，他说：“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特别是对那些犯错的人，不能只看到他的错，而要使他知错大为。
毛泽东常说在用人问题上反对山头主义，同时在实际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顾到山头。比如，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不同方面军的、不同部门的以及不同工作区域的干部，在任用时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独大，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还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能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关键就在于是否从党的事业出发，有“容人之量”。
在他看来，“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他一再强调，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为革命事业出力的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都要能够不记前仇，捐弃前嫌，团结任用。
他十分警惕旧官场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多次告诉秘书：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
这一点蒋介石就做得不好，反而注重古代的江湖做法。比如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很多党政要人都拜过把子，结为所谓的“金兰之好”。但到头来，仍不免分崩离析。再如，他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
从国民党授衔的将领来看，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此外，蒋介石用人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权力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相比之下，我们党能够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与毛泽东有容人之量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