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工商学院网络党校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值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特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学者,从改革开放探索历程、辉煌成就、基本经验等角度,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从而激励他们更好地投身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事业中!

改革开放的启动与“摸着石头过河”

      历史性转折的实现与改革开放步伐的迈出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揭开了序幕。

      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农村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安徽和四川是农村改革的先行省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两省就已经探索实行了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是其中的典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保障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鼓舞了广大农民创造新经验、进行农村体制改革的热情。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以“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人民日报》对此陆续报道并加以充分肯定。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支持农村改革实践,推动农村改革向前发展。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1982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当时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以此为标志,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确立,并在全国迅速推开。农村改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四川省最先进行试点,1979年5月,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到1980年6月,试点企业发展到6600个。1981年5月,国家经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从12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通过试点,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国家指令计划生产的状况,改善了企业经营,推动企业生产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责任制改革也开始启动,首先在山东省的企业中试行,主要是围绕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贯彻联产承包、按劳分配的原则。到1983年,绝大部分国有工商业企业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流通领域也进行了“一少三多”的改革,主要是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建立城乡互助开放的流通体制。这一改革初步搞活了流通体制,群众的衣食住行状况有了显著改善。金融领域也开始改革,专业银行逐步建立。从1981年起,国务院先后批准沙市、常州、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迈出历史性步伐。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从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发展对外旅游等方面起步,尤其是在吸收引进外来资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对外开放方针指引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陆续涌现。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给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到1982年底,我国已有中外合资企业83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近800家。经济特区的创办是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成果。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侨胞众多、资源丰富,便于吸引外资等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1981年5月,国务院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检查、总结试办经济特区情况和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措施。在中央决策推动下,经济特区的建设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

改革全面展开与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坚定了全党对于改革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在这种形势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十二大确定的任务,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适时把改革开放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农村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1982年至1984年,中央连续发出三个“一号文件”,不断推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措施。到1987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同时,这一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在试点的基础上,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到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商品经济得以发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使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业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为主改为折征代金为主。这就改变了我国农村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

      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实施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转向城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搞活国有企业,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在一些小型国营企业中推行的租赁经营责任制,也取得了较好效果。有些企业还尝试采取股份制,使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增加企业发展活力。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并蓬勃发展。邓小平同志对“傻子瓜子”的相关讲话及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打消了人们对发展个体经济及多种经济成分的顾虑,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注入了活力。

      这一时期,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计划体制方面,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和改进。投资体制方面,国家陆续下放了一部分投资审批权,并推行投入产出包干制,地方和企业的透支权限不断扩大。财税体制方面,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促进了地方的增收节支,也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金融体制方面,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初步改变高度集中的信贷管理体制,开放企业债券和国库券交易市场,逐步建立起资金市场。

      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逐渐形成由沿海到内地的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也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和广州、上海,对经济特区作出肯定的评价,并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进步。”在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3月至4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开放沿海部分港口城市的问题。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初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加快了我国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增强了我国商品出口能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与经济秩序整顿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向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方向深化。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的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提出了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同月,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开始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同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两权分离”的改革原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将企业的责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到确认。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1988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5月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给予海南经济特区更加灵活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海南设省及把海南岛设立为经济特区,体现了中央加快改革开放的魄力和决心。

      198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前期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成为制约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的障碍,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特别是1988年夏季,在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推动的“价格闯关”,导致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风潮,引发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迅速制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我国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余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功起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迈上新的台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有待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以解决。

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与各领域改革的深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正式确立

      随着治理整顿的结束和“七五”计划的完成,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日益成熟起来,但当时中国仍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既是重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放大一些,敢于试验。他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反复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对社会主义发展充满信心。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但并未具体提出我国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目标和模式。这一问题在党的十四大得以解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大决策,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实践证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同时抓紧制定总体规划,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即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又有进一步发展,是指导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配套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1994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阶段,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及国有企业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坚实基础。

      推进财税制度改革,主要是分税制改革和工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二是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三是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四是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明确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再逐步规范化。分税制的实行,扭转了国家财力和财权过于分散的局面,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在工商税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改革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度。经过改革,工商税制的税制结构趋于合理,初步实现了高效和简化。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1993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起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起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起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新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开始投入运营。通过改革,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防范、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普遍的银行结汇售汇制,消除外汇双重汇率,实行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度。1995年3月,中央银行又对我国的结汇售汇体制进行了改进,即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周转金由1994年的上限管理调整为下限管理,让它们充分发挥“外汇蓄水池”的功能。自1996年12月起,实行外汇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沟通了国内外市场,改善了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对吸引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推进外贸体制改革。1994年1月,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取消中央外贸进口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进一步改进出口商品配额的管理办法,完善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赋予具备条件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提高其应变能力以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继续调整关税税率结构,降低关税总水平;结合国际惯例健全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积极推行国际质量认证标准。这些改革措施有助于更多的有竞争力的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适应了我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按照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和各类建设项目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不同的投资方式,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投资融资领域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计划为主,突出国家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把重点放在中长期计划上,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推进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有计划地调高粮食、棉花、石油、煤炭等基础产品价格,进一步理顺比价关系,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由“双轨制”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价格调控体系。

      除了上述配套体制改革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很大进展。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从1994年底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在全国展开。参与试点的国有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国务院还进行了“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试点,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实行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通过上述改革,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全国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为有效实行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深化各领域改革与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面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历史抉择。所有这些问题受到世人关注。

      对于人们关注的问题,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党中央给予了积极回应。这次大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并对我国的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五大明确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党的十五大之后,各领域改革在神州大地深入展开。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199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取得明显成效,但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局面仍在延续,经营管理不善、债务沉重、设备工艺老化、产品缺乏竞争力、企业社会包袱沉重等因素导致出现净亏损的局面。党的十五大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提出把国企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党的十五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从1997年起大幅扩展,“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由58个扩大到111个,参加试点的大型企业集团由57家扩大到120家。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政企分开迈出重大步伐,组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上海宝钢集团等一批特大型企业集团。这些大型企业按照市场要求运作,不再承担行政性职能,由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增强了自我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初步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很多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并在境内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改善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促进了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的形成,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渠道。国有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了改革步伐。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从当时起到202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按照全会精神,国有企业展开了多层面、深层次的改革攻坚。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国有企业很多行业实现了整体扭亏和持续增盈,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对于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下岗职工问题,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再就业培训力度,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启动以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加快,我国农业管理体制、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党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方针,各地根据这一方针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农业和农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全会召开后,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迈出了新步伐,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农村改革的深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为全国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在对内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再次迈上新台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中国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热潮。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后,中国开始大力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利用外资的领域逐步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取得了显著成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也大胆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针对经济特区建设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1994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深圳视察时明确提出,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按照这个要求,从1995年到2000年,各经济特区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保持特区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推动实施以浦东开发区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在21世纪初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到1997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达到235个,二类口岸达到350个,逐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全国广大腹地扩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更趋完善。

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继续深化改革

      对外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及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我国在1986年7月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从1995年11月起,我国开始“入世”谈判。直到2001年12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法律文件,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加强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显著提高,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促进贸易发展,让世界各国更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消费繁荣带来的红利。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其中,工业品平均税率由14.8%降至8.9%;农产品平均税率由23.2%降至15.2%,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四分之一,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削减非关税壁垒,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促进贸易透明畅通。截至2005年1月,中国已按加入承诺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和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自2004年7月起,中国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极大地促进了民营企业进出口发展。

      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2大类服务部门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承诺开放9大类100个分部门,接近发达成员平均承诺开放108个分部门的水平。截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逐步降低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按期取消服务领域的地域和数量限制,不断扩大允许外资从事服务领域的业务范围。其中,在快递、银行、财产保险等54个服务分部门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在计算机、环境等23个分部门允许外资控股,在电信、铁路运输、旅游等80个分部门给予外资国民待遇。2010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制造业。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2002年至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0年间,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21.7%和21.8%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11.5%和11.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货物贸易额的全球排名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居世界第五位。中国每年平均进口8955亿美元的商品,为贸易伙伴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既惠及13亿中国人民,也使世界各国人民获益。我国的对外开放由过去改革推动开放转向由开放促进改革的新时期。

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都要求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近10年的探索与努力,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和完善相关体制加以解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根据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作出新世纪前20年是我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勾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新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此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变过去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但实力大为加强。2005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有关部门又相继出台40多个配套文件,形成一整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推动省以下财政管理的创新。在全国多个省份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改革试点,逐步规范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税收制度改革方面,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营造更加公平的法制环境。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改革,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加快推进。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从2007年的159家减少到117家,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等支柱行业。2010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可以进入能源、军工、电信、航空运输等传统垄断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得到改善。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以消除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重复征税因素,减轻纳税人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鼓励消费。进行成品油税费改革和资源税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对节能减排的调节作用。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随着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于2010年7月成功上市,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2009年前,中国跨境贸易不能使用人民币结算,进出口企业面临着比较大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等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随后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扩大至全国。2009年10月,创业板市场正式推出,实现资本资源与技术创新的有机融合。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2006年底,国务院决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到2011年底,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此项工作启动时的2945个减少到1696个。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还适时推出以全方位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此后至2011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深圳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山西省、浙江省义乌市、厦门市进行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些改革试验,旨在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索,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推动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成就

      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在继续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党中央相继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

      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迈出新步伐。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成都、重庆、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新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广西北部湾、关中—天水、成渝三大经济区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活跃力量。2011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1%、21.2%,分别比2002年提高了3.2、3.8个百分点,新的区域增长极不断涌现。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

      为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2004年起,中央每年印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主题分别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等。这些“一号文件”,目的就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党和政府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据统计,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同口径相比,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在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国家以解决制度缺失为重点,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五保供养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伤和医疗等社会保险逐步健全,改变了农村无社保的状况。农村社会事业的进步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增强了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尊严感和安全感。

      进一步推进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改革,取得积极进展。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公用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由2009年的1196元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这个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 1.22亿农村低收入人口因此纳入扶贫开发范围。中央密集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生产实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实现8年连续增长,2011年达到5.7亿吨。到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连续8年较快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向好,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构想。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他指出,我们党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社会建设的决定,它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及其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以及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从整个《决定》的内容来看,它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四是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安全生产,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五是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更加清晰。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又一个新的认识成果。

      总体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真总结发展实践,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提出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2005年至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一时期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进行艰难探索。经过40年的砥砺奋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顶层设计已提上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地系统地改革和改进,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构想,充分体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个决定紧紧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等六大改革主线,涵盖了15个领域,包括60个具体任务、330多项改革举措,为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绘制了细致的蓝图,做了合理的布局,规划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十八届三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的190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被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大主题、两份决定,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绘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路线图,明确了此后五年发展重点,强调要围绕目标推进改革,用改革助力发展目标实现。

      为加强对改革的领导,有效推动改革的落实,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同志担任副组长。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领导小组定期审议重大改革方案,深入评估方案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存在的问题风险,明确政治底线和社会稳定底线等,重大问题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确保重大改革论证充分、决策科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举措,把握内在联系,运筹改革大棋局。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2015年,各领域改革再提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101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153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改革成果415条。与此同时,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也在年底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一锤定音。

      党的十九大之后,随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启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进一步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研究、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整体推进,加强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指导,从而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

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段话充分表明,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敢于啃硬骨头的韧劲与敢于涉险滩的魄力,而且需要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的胆略。正是凭着这股勇气、胆略与智慧,改革在多个领域遍地开花结果。

      经济体制改革着眼适应新常态,推动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双轮驱动,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逐渐成形,经济发展新动力加快孕育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中国不断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有效破解产能过剩难题,逐步消除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进入壁垒。同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稳步推进;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符合市场规律、更加灵敏的价格机制逐渐成形。这些改革举措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政治体制改革面对新形势新发展,坚持中国道路、构建法治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路线图逐渐清晰,全国人大常委会着眼于推动重点领域立法,在加强专题询问和各项监督工作、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不断推进人大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人民政协围绕加强协商民主制订年度协商计划,完善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司法制度改革有序推进;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向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断奋进。

      文化体制改革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先后出台;组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加强对互联网网站、互联网新闻、互联网新技术应用的管理,网络舆论空间明显净化;为理顺内外宣体制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管理体制,中央和有关部门密集出台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涉及支持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和文化企业发展、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支持电影繁荣发展等诸多政策利好,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文化建设呈现新气象、新面貌、新格局,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

      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为百姓送去改善民生、增进福祉的高含金量改革举措。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各省区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展养老服务业和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实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改革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完善了基本药物制度,扩大了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现了公租房、廉租房并轨运行,启动了共有产权住房试点;针对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台了一整套教育综合改革措施: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启动高考招生改革试点,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例,推进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校园足球等;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同时,一揽子加快推进城乡养老并轨、城乡医疗救助并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医疗服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等重点领域改革。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制定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8项基本制度为支撑统筹推进相关改革,初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先后出台了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和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推动市县“多规合一”试点,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加大处罚力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强化节水准入、开展水权试点。《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出台,以硬约束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燃煤小锅炉和老旧汽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及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分别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坚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三管齐下”,以总量控制、源头治理、区域联动